[编者按]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张茵提出，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富人税负；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至7年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过渡期限。上诉三条利己建议惹众议，广东总工会副主席甚至叫板张茵，欲进行电视辩论，“挺茵派”和“反茵派”各执一词。

·“挺茵派”“反茵派”各执一词

　　关于《劳动合同法》和个税的问题成了代表委员们议论的热点。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表达了对于张茵的支持，“她不是什么利益代表，她说的是对的。”宗庆后还点评了张茵“税费太高会吓跑富人”的说法，认为不仅是富人，对于国家着力培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税负过重的打击更大。
支持对中小企业少征税

　　宗庆后说，要早日建成小康社会，人均收入必须尽快提高，现在过分强调二次分配的再调节，实际上一次分配的时候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传统的思路必须调整。宗庆后认为，在没有达到制定的国民收入标准前，用收税的方式将钱抽走并不合适。他介绍，自己每次给企业员工加工资，都会有很多职工抱怨钱都被收税收走了，剩下的不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提出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原因”。

　　宗庆后还指出，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说到底是企业的竞争；在培养一批有实力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企业的同时，对于解决大量就业的市场主体中小企业要特别加强扶持，“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是经营成功的”，“你不扶持中小企业很容易死的”。宗庆后旗帜鲜明地支持对中小企业少征税。 

娃哈哈没有裁员

 
　　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华为、沃尔玛等大型企业开始纷纷“裁员”。就在不少企业管理者绞尽脑汁思考应对策略时，宗庆后却用了“没有变化”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对娃哈哈企业的影响。

　　宗庆后坦言，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企业现行的管理模式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劳动用工关系的建立环节。不过，宗庆后也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需要完善，不要造成新的“铁饭碗”、“大锅饭”。

仇富缘于富人太招摇？

时评：莫让“仇富”情绪主导个税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主张“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45%减至30%”的提案遭受到密集炮轰，质疑者声称，“张茵只代表她所处的富人利益集团”、“给富人减税加剧贫富分化”。

　　远距离观察此事件，这只不过是民众的仇富心理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上的最新体现罢了。改革开放过程是伴随着一部分人利用“双轨制”等诸多体制漏洞实现了“先富”，而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人升天、仙及鸡犬”现象以及垄断企业利益集团的超额利润，都使得中国多数富人带有无法抹去的“原罪”。
 
仇富心理的存在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能使政府加大对贫富分化现象的关注，但作为一种根本上非理性的心理，它也会在某些时候成为政策正确制定的阻碍。而关于个税改革的讨论就是一例。

　　实际上，张茵所称“国内对富人征税比率过高”的情况的确存在，尤其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体现得更为具体。

　　如果一位年薪50万元人民币的管理人员在中国香港工作，其边际税率为7%，应纳税额25000元；若在内地工作，边际税率高达25%，纳税额接近10万元。中国目前个税税率为5%-45%，为每级递增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起征点为2000元。最高税率45%的标准高于美国的35%，英国、法国和日本的40%。也许一两个富人“出走”对中国来讲并没有什么损失，但如果超高的税率影响到数以万计的高端人才留在何处，以及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何处的决定，这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可就大了。正如有支持张茵的网友提到，“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让富人来中国，不能只看到那5%的‘蝇头小利’。这样雇佣的工人就多了，生产的东西也多了。”

换句话说，降低富人的税率，可能使富人避税所导致的税收流失更少。低税率会促使国内更多的富人产生、国外的富人也会更多地到来，税基的扩大反而可能带来富人个税整体收入的增多，这不就是开放经济体的“拉弗曲线”吗？

　　而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与降低富人个税税率并不矛盾。解决办法很简单，将最高个税税率降至30%的同时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也许是5000元/月，也许是8000元/月)。这种方式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不仅起到了累进税率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加了普通民众的可支配收入，鼓励了富人及其公司来华经营。

　　此轮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所谓的“仇富”争论上，如果提倡减税一方失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为市场经济道路设置了障碍。

评张茵对劳动合同法的误读：仇富缘于富人太招摇

作为普通劳动者，大家都清楚资方的强势，甚至以不得罪资方而委曲求全。一部新法似乎对弱势群体有那么点倾斜性保护，就触动了一些利益集团的极力抵抗，之前的解聘潮等，而现在又有人拿珠三角工厂倒闭潮说事。珠三角的事跟劳动合同法关系不大，要有也是那么一丁点。珠三角工厂转移，主要是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强制促进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是明摆着的国家政策，比如取消出口退税等等，而一些人硬是把罪全都抛给了劳动合同法，张茵女士更是不痛不痒的说了句：既然有这么大的动静，说明劳动合同法确实有影响。

　　利益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只是人们习惯于站在自己的利益方说话。一部法律的制定也是各方利益博弈之后的结果，而目前已经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如此。本以为新法实施之后，应该较为平稳的进入司法阶段，可是各方仍在博弈(说得比较好听)，甚至有人希望修改法条。

　　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笔者想说的是，普通人关心的重点不是这部法律是对劳动者保护多一点，是对资方保护多一点，还是公平正议的维护了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而是我看到了一些利益集团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一部法律的制定、实施，这才是最为可怕，也最为令人痛恨之处。其实，富人们惹人关注不仅仅在于“富有”，还在于他们的“言行”，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公众的评判标准也就发生了效应，不要说这是“仇富”，这只是一种类似“咔哒”一样的机制反应而已。太过招摇，咔哒声也许就不那么好听了。